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研究員、蘭州大學教授 王冀青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加強敦煌學研究”的總體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敦煌學是當今一門國際性顯學，世界上許多國家如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美國、印度等國不少學者都在從事敦煌學研究。研究院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性展陳活動和文化交流對話，展示我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要通過數字化、信息化等高技術手段，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的數字化回歸，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化共享。要引導支持各國學者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求是》雜志2020年第3期第7頁）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向我省敦煌學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向全國敦煌學界提出的長遠要求。為了進一步提升我省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水平，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回歸，我們建議盡早開展對國際敦煌學史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翻譯、研究、刊布工作，陸續影印出版大型敦煌學研究資料叢書《國際敦煌學史檔案文獻叢編》（以下簡稱《叢編》）。
近代百年間，英國（包括英屬印度）、法國、俄羅斯、德國、瑞典、美國、日本等十余個國家的近百位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在中國新疆、甘肅等地進行了持續不斷的考古發掘和文物盜掠活動，導致數十萬件古代絲綢之路遺物流失海外。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后，數萬件敦煌文物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等劫掠到英、法、俄、日等國。從19世紀末年開始，歐、美各國學者對敦煌文物及絲綢之路文物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大量圖冊和論著。1909年開始，中國、日本學者加入研究行列。1925年，日本學者將這門國際顯學命名為“敦煌學”，并將其分為“狹義敦煌學”（關于敦煌周圍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廣義敦煌學”（關于甘肅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吐魯番盆地出土文物的研究）兩個層次。由于研究資料多秘藏于外國博物館、圖書館中等原因，中國的敦煌學研究長期落后，以致于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之說。
新中國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非常關心流失海外敦煌、新疆文物的命運。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務院文物主管部門先后擬定“海外藏敦煌文獻調查研究”、“海外藏敦煌美術品調查研究”、“海外藏新疆文獻調查研究”、“海外藏新疆美術品調查研究”等4個內部重大項目，委托國內相關高校、研究機構進行初步的調研。但由于在國內迄今尚無法看到國際敦煌學史原始檔案，致使相關課題遲遲不能形成準確而權威的研究成果。要全面提升敦煌學研究水平、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必須做好基礎性的資料工作，首先在世界范圍內挖掘、整理國際敦煌學史檔案文獻。
國際敦煌學史檔案文獻包括1820—1949年間形成的與甘肅、新疆考古有關的各類檔案文獻。其中主要包括：數十位各國探險家、考古學家的旅行日記、游記手稿，文物發掘記錄、購買賬簿，考察途中繪制的各種平面圖和拍攝的照片，早期出版的各種考古報告書，早期學術期刊上刊布的各種記錄，早期新聞媒體上的各種相關報道，近代數百位敦煌學家在敦煌文物整理、考釋、研究過程中的往來通信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兩大敦煌學史檔案寶庫，是歐洲藏斯坦因檔案和伯希和檔案。按照各國相關法律，1949年以前的國際敦煌學史檔案已全部解密，不存在任何版權問題。
由于《叢編》涉及多國檔案，卷數浩大，單靠國內少數單位、專家的力量，難以完成；單靠國家級、省部級的若干社科基金項目資助，也是無法完成的。建議由甘肅省人民政府邀請全國各方力量，仿照近期《隴右文庫》編纂出版項目（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文件甘宣通字[2020]25號）的體例和方式，由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統一領導《叢編》的編纂與出版工作?！秴簿帯肪幾胛瘑T會由國內長期從事國際敦煌學史研究的專家組成，參編單位主要包括省內的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大學等單位，以及省外的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為了保證出版質量，建議采取省內讀者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與國內著名出版社（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聯合出版的方式。全書出版的周期，限定在10年之內（2021—2030年）?！秴簿帯烦霭娉跗?，可由省財政撥款至少200萬元啟動經費。后續部分，可由相關出版社以申請“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重點圖書資助的方式加以解決。
《叢編》的規模，初步計劃為200卷。包括8輯。其中第1輯“英國（附印度）編”40卷，第2輯“法國編”30卷，第3輯“俄羅斯編”20卷，第4輯“日本編”20卷，第5輯“德國編”20卷，第6輯“美國編”20卷，第7輯“其他外國編（瑞典等國）”20卷，第8輯“中國編”30卷。
《叢編》的編纂、出版工作分國別按編進行，成熟一編，出版一編。建議率先出版《叢編》第1輯“英國（附印度）編”40卷，因為英藏敦煌學史檔案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內容最豐富、價值最重要的部分。自1989年開始，蘭州大學相關課題組十余次赴英國、印度等國搜集、整理以斯坦因檔案為主的敦煌學史檔案，迄今共獲得近10萬頁檔案的照片復制件。通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英國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檔案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教育部資助項目“海外藏中國西北文物的外流途經及所有權歸屬問題研究”等10個項目的研究，業已完成各種英藏檔案的整理、研究、編纂工作，可爭取于2021—2025年間完成出版工作。在此期間，編委會可分別編纂、整理其余各輯，力爭于2026—2030年完成出版工作。
《叢編》完成編纂和出版工作后，必將大大提升我省乃至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水平。其重要性，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習近平總書記號召以“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方式，與英、法等國的敦煌學界進行文化交流對話。通過刊布原始檔案的手段，對英、法等國敦煌學史的起源、發展、現狀加以梳理和披露，是引進海外敦煌學研究成果的第一步，也是推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秴簿帯芳捌浣庹f論著，必定成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最新一流成果，可讓我國敦煌學界從根本上牢牢把握敦煌學研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二）習近平總書記號召“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的數字化回歸”，而數字化回歸的基礎是了解海外藏敦煌遺書的收藏、轉手、整理、研究、刊布情況?！秴簿帯返某霭?，有助于推動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回歸，可為我省、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提供基本而全面的資料。
（三）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敦煌莫高窟近3個月后，于2019年11月12日訪問希臘雅典衛城博物館時，又提出以下建議：“由于歷史原因，中希兩國都有大量珍貴文物迄今仍然流失海外，雙方可以加強合作，使這些文物能夠盡早回到自己的祖國。”（《人民日報》2019年11月13日第1版）這是對季羨林等老一輩敦煌學家自1997年開啟的“索還敦煌文物”運動的鼓勵與支持?！秴矔返某霭?，可為研究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盡早回歸祖國的可行性提供可靠依據，可在海外藏中國西北文物的所有權歸屬問題上取得話語權，從而為中國政府在條件成熟時索還敦煌文物提供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要促進流失海外珍貴文物盡早回歸祖國的任務，我省敦煌學界應該有所作為，為完成這一神圣使命而努力奮斗。